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中国历史上名医的医德对今天医生的启示 

中国古代众多著名医家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纵观中国古代众多著名医家,之所以在医药学的不同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从不同的方面对祖国医药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医药学体系而成为医药学大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个人经历,但都有最大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医德高尚、心存高远。

    如东汉时代的“医圣”张仲景,曾“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著成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奠定了临床医学理论体系坚实基础的《伤寒杂病论》,他严厉抨击医德败坏者“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并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又如有“药王”之称的唐代大医家孙思邈,“不恋玉墀走穷山,唯向民间施丹散”。

    孙思邈在其毕生心血所著之《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云:“凡太医治病,必当安定神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对待病人“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要“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后快,邀射名誉”,“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有“高尚先生”之称的河间学派(寒凉派)代表、金代医家刘完素,生活在战乱频繁的时代,幼年家境贫寒,母亲患病,由于家贫三延医而不至,致使其母身亡,遂立志学医,以济世活人。刘完素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为救治疫病,一改《和剂局方》用方温燥之弊,创立“六气化火”论,终成“寒凉派”的开山鼻祖。

    明代论述医德的专篇及散在内容,较前代均有增加,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的诸多方面。许多医家履行医德的感人事迹,也为后世留下了楷模。

    明代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许多论述医德的优秀文献。李橚《医学入门》中的“习医规格”,对医生的学习和品德提出明确要求,认为医德要求概括为一点,就是不欺。徐春甫的《古今医统》,专列“庸医”、“时医”、“名医”、“论医”等篇,鞭挞违反医德的现象。龚信、龚廷贤父子都很重视医德研究,就医患关系和医生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论述。

    陈实功行医从不求谢,深得病家信任,在《外科正宗》里,提出“五戒十要”。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将其列为古典医德文献。

    孙志宏的《简明医毅》中“业医须知”一篇,要求医者勿重财利,勿危言珍秘而索重价;对易治病勿故言难疗;对难治病勿故言易愈;不可只尽心富家,而忽慢贫家。

    明代医德文献,以医忌关系为轴心,兼及医际关系。它既考虑对医者的要求,又有对患者的提醒,较之西方古代医德文献,更为全面。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明代,这些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金钱腐蚀,反对把医术作为单纯谋利的手段,对借医术敲诈财物的行径深恶痛绝,强调保持医学救死扶伤的祟高目的,保持医学为健康服务的功能。在医德运行机制上,他们尚停留在医德现象领域,借因果报应之说,劝人们作阴功之举,以推动人们对医德的侍奉。这和他们在医术范围内反对巫术和迷信,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医家身上,都折射出高尚的为医道德,以及救死扶伤造福人类的高尚情操。即使在今天,这些医药学家的优良医德,仍是值得称道的,学习和继承这些高尚的医德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大力倡导精神文明的今天,对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也是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医学活动关系到人的生老病死。医学又是人学,随着医学模式和医学服务模式的转变以及执业医师考试和医学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均将医学伦理学作为必备知识可以看出,社会对良好医德的呼唤,加强医学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现实的必要,而学习古医家高尚医德不失为一种重要和有效途径。

    首先,对保证医药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医疗行为,保证医药行业履行其神圣的社会职责,防止医药行业不良之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制约医药人员行为的医药卫生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即在法律法规所不及而又与服务对象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为,提高医药工作者的自律。

    其次,古代的医药学家往往有许多方面的高深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获得文学、历史、哲学、古代民俗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等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知识,这是了解辉煌的古代中国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的需要。

    再次,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获得有关的民族医药知识。古代的医药学著作浩如烟海,写作风格、体例不一,医案、医话、议论应有尽有,可以各取所需,为己所用。

    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培养良好的医德需要多方努力,现行的高等院校通识课设置虽多与职业道德教育有关,但这是比较宽泛的,即使《医学伦理学》教本也偏于简洁,生动性、具体化不够,如能结合古代医家的高尚医德进行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无疑将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如何进行呢?应该考虑以下4个方面。

   中国历史上名医的医德对今天医生的启示

 1. 甄别善伪择其善者而习之学习借鉴古代医家的高尚医德,应该对他们的言行甄别善伪,择其善者而从之、习之,择其伪者而弃之。我国古代的人们由于受各种宗教文化、忠君思想、家族观念、鬼神论等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行为道德标准。这些行为道德标准对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医家们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他们医德的形成产生着直接的作用,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历史的印记,这些无疑都是应予摈弃的。对于具有一定的辨别是非思维能力的大学生,只要稍加引导,是完全可以正确取舍的。

    2 .结合时代要求古为今用学习和借鉴古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是古为今用,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药学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学习他们高尚的医德同样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对新时代的医药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行为道德规范标准,要求医疗服务更具有时代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健康需求。学习和借鉴古代医家的高尚医德,不可囿于其具体的言行和标准,一成不变地效仿只会导致复古和倒退。试想如果仍然坚持男女授受不亲、医技口传心授固步自封,这能说明是真正的高尚医德?因此,只有从实质上学习他们的高尚医德,结合时代的要求,常存一颗纯洁真诚、慈善、高尚之心,诚意真心地为患者服务才是真正的学习和借鉴。

    3 .结合课堂教学潜移默化要将古代医家的高尚.医德留置于心中,体现于具体的医疗实践中,需要一个长期的教育训练过程,其中对在校学习的医学生而言,其主要方式是要结合教学过程,进行不断的学习和强化。

要完成好这个过程并取得好的效果,必须做到四个结合:

    一是与医学伦理学(或医学职业道德教育)课程的教学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增强学习内容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学习的兴趣;

    二是与政治思想道德教育课程相结合,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业务过硬、思想可靠的可用之才,结合古代医家的高尚医德,可以提高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是与相关的专业课程相结合,中医学是医学各专业的主干课程、必修课程之一,尤其是中医专业,还开设了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等,这些课程本身就与古代医家密不可分;

    四是与毕业实习教学过程相结合。实习教学既是将在校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证之临床,转化为学生固有知识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检验学生是否具备为医者基本素质的过程,从学习古代医家高尚医德角度而言,这是检验教育效果的过程。

    要做到这四个结合,就要求医学教育工作者,要站在为社会培养高水平、同时还要有高品质的实用型医学人才的高度来组织教学,这也是当今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将这种教育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潜移默化,使医学职业道德教育更具体、更具有实效。

    4 .抓住关键提高效果在进行古代医家高尚医德教育活动中,必须抓住教育的关键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既不影响专业课程学习,又能获得好的医德教育效果。在学习古医家高尚医德时,从总的方面看,正身、救疾、敬友是其教育关键,就是学习他们在思想意识、学习态度、为医形象、生活作风等方面的良好品行。

   中国历史上名医的医德对今天医生的启示

 具体而言可考虑四方面的内容:

    一、学习古医家慎独自爱的个人修养,“医乃仁术”,是造福于众生的技术活动。要求医者具备良好的个人修养,不允许有半点虚假伪善;

    二、学习古医家对待同道的态度。不得相互诋毁。道说是非,做不利于已,也不利于人的事。要教育医者相互之间互敬互爱互帮,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提高,树立良好的行业之风;

    三、学习古医家对待病人的态度、言行举止。这是为医者取得病人的信任与合作的必修功夫,也是为医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修养内容;

    四、学习古医家勤奋学习、实事求是的治学作风,这是他们取得突出医药学成就的前提条件,如明代著名医药大家李时珍,为写成不朽巨著《本草纲目》,历时27年,足迹遍布全国,曾三易其稿,这是医学生掌握必备专业知识、提高医疗技术,必须具备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作为医者不但要有高深的医学造诣,而且还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古代很多名医都具备这种优良的品质,这些都值得我们后世之人学习。

    首先要有钻研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明代名医徐春圃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不浅)。”纵观我国历代卓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一不是在“精”字上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们毕生勤勤恳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终于取得了学术上的辉煌成就,羸得了后世的无限景仰。例如东汉张仲景,年轻时曾从张伯祖学医,由于他勤奋好学,医术“精于伯祖”。他生当战乱频繁、疾疫流行的东汉末年,生灵涂炭,死亡载道,他的家族两百多人,不到10年,就患病死去三分之二。他目睹这种惨状,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精心研究古典医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提高,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创立“辨证论治”的纲领,成为中国医籍的经典,他被后人尊之为“医圣”。又如唐代孙思邈,幼时多病,从少年时便酷爱医学,直到白发苍苍垂暮之年,仍然手不释卷。他活了一百多岁,多次拒绝隋唐两代朝庭的聘请,长期在民间行医,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在古稀之年,撰成《千金要方》30卷。过了30年之后,年已百岁,不顾年迈,犹恐沧海遗珠,又继续旁搜博采,精益求精,撰成《千金翼方》30卷,以与《千金要方》相辅相成,二书合称《千金方》,是传世不朽的医学巨著,他被后人尊之为“药王”。又如明代李时珍,三代业医,家学渊源,博学多材,热爱医学,他曾自我介绍说:“幼多羸疾,……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他以学习为乐,读书犹如吃甘蔗饴糖一样甜,他鉴于历代本草书讹误和缺漏不少,因此下决心编写一部新的本草著作。从34岁开始,“岁历30年,书参800余家,三易其书”,终于在60岁时编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举世闻名的药学巨著,郭沫若称其为“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

    其次是对待病人,认真负责。医为仁术,济世为怀,病家延请,有求必应,治病救人,认真负责,这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医生对任何病人都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和爱护,视他们如亲人。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生还要急病人所急,有请必往。元代朱丹溪医名甚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喻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遇危重病人,要积极抢救,例如战国时名医扁鹊(秦越人),是一位民间医生,周游列国,一日,路过虢国,遇虢太子突然发病,昏迷半日不醒,众医束手无策,虢君请扁鹊入视,扁鹊通过详细认真的检查,对虢君说:“若太子者,所谓‘尸蹶’者也,太子未死也。”乃使他的学生外施针灸、砭石,内服汤药,经过抢救,终于转危为安。中医治病,重视整体,强调辨证,医生临床,望、闻、问、切四诊必须兼施,清代喻嘉言主张“先议病,后用药”,立“与门人定议病式”,充分体现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某些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的庸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中国历史上名医的医德对今天医生的启示

唐代名医沈应善江西新建人,精医术,有仁心,遇有疫疾流行时,则购储药物,在其宅旁构筑一舍,收留病人,医药费和伙食费一概不收。对待病人,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因命其舍为“来安堂”。又如清代名医张明征,江西婺源人,曾供职太医院,后回籍开业,曾在途中遇一贫苦无告者患痢甚剧,视之恻然,令仆负至其家,服药调治,月余痊愈,仍给资遣其回家,临走时亦不问他的姓名和住址,时人称颂其“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若骨肉”。医术是仁术,学医的目的是为治病救人,而不是为发财致富。李东垣晚年收罗天益为徒,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即问你来学医,目的是为赚钱图利,还是为传道济世?天益答道“亦传道耳”,是为了传道济世。当即收他为徒,后来罗亦为名医。可见我国古代名医对学生的学医动机,道德品质,其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再者要心存济世,不图酬报。扶贫济困,施医赠药,也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

例如三国时名医董奉中医又被称作“杏林”,赞誉医生的医德、医术,就可以说他“誉满杏林”。“杏林”这个词起始于东汉建安时期的董奉。

    董奉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为人治病不收费,治好后只要求病人在他的住宅周围种杏树。轻症愈后种一棵,重症愈后种五棵,不几年,竟种了十万棵。等杏树挂果,董奉并不卖,而用来换粮食,一斗换一斗。他在杏林中建草房置竹囤,兑换者自将粮食倒入竹囤,摘一斗杏而去。换的粮食则用来赈济穷人,穷人们盛赞董奉仁义。董奉居杏林,犹如后来唐玄宗在梨园排戏。“梨园”成为戏剧界代名词,“杏林”则是中医界代名词。后世“杏林春暖”,“誉满杏林”,传为医林佳话。现在,在董奉的老家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龙田村,还植有成片杏林,建有董奉草堂。除了“杏林”的典故很外,董奉还有其他神奇的故事流传下来。据传说董奉所在县的县长为官一任,调任他乡,50年后途经故地再见董奉时,发现董奉容颜一如往日。更神奇的是,董奉南游交州(今广东广西),交州刺史垂死,就是快要死了,三日不醒。董奉喂药三丸,灌水,摇其头,将药丸冲下。一会儿,手脚似动;再一会儿,脸上有了颜色;半日,能坐起;四日,能说话。这在古代就叫起死回生。在今天看来,董奉喂的应是当时的“速效救心丸”或“丹参滴丸”。

    董奉在庐山住下来,一如在老家,看病不收钱,只让种杏树。后来董奉得道升仙,妻子儿女靠杏林为生,却有老虎守护杏林。此虎亦为董奉所救,护杏林以报恩。传说此虎猎食未吐骨头,鲠在喉咙,向董奉求救。董奉胳膊套上竹筒伸进虎口取出骨头。据说后世游走乡间的郎中套在手掌上的环铃就是由董奉胳膊套竹筒演变而来,这环铃不叫“环铃”,医界称之为“虎掌”。董奉高明医术和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千秋流传,也成为我们后世的典范。 中医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医的魅力与光辉并不仅仅来源于她神奇的疗效和独特的理论体系,还有就是历代中医大家们身上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医德!医德的发展是与医术一起发展,传承至今的。纵观古今中医各家,大凡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德艺双馨之医家,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着医乃仁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卫着医道尊严!我们从以下几位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中便能浅析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医德内涵。

华佗不求高官厚禄,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以医效民。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他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早在1700多年前,华佗就首创出“麻沸散”这一中药全身麻醉剂,并应用于腹部外科手术。进行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和全世界是第一位。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的中药麻醉均是在其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有很深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华佗医德高尚,主动为人治病。一次,他路遇一“病咽塞”患者,便立即“驻车往视”,让病人内服“蒜韭大酢”,病人服后,即吐一虫,病痛皆除。华佗医风廉洁,许多患者康复后,前去感谢华佗,华佗待如亲人,但拒绝收礼。华佗认为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使人健康长寿。他常教诲其弟子及其周围群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禽兽的活动姿态,创制了一套体操,名"五禽戏",可使头、身、腰、背、四肢等各部位及关节得到活动。这是我国最古老的医疗健体操,开创了我国及世界上医疗保健体操的先例。其弟子吴普坚持"五禽戏"锻炼,活到九十余岁仍"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其弟子樊阿操练"五禽戏",竟"寿百余岁"。"五禽戏"影响颇深,历代依法锻炼者从不乏人,至今仍有专门研究者。因此华佗和他的"五禽戏"在体育史上、养生学上都占有极高地位,"戏"传八方,名震四海。华佗不求高官厚禄,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以医效民。他曾多次谢绝朝廷命他做官的征召,长期坚持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晚年,华佗被曹操强令征召去许昌,专为朝廷官员治病。曹操患“头风”久治不愈,华佗为其行针刺治疗,疼痛立止。曹操强留他做待医,华佗不肯,乃托故告假回家,拒绝返回朝廷,竟惨遭曹操杀害。华佗临死之前,在狱中“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此书可以治疗治愈病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与,索火烧之。”因此,华佗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珍贵医书,就这样一焚成灰,未曾流传下来,成为医学界的一大损失。

孙思邈:患者如至亲,同行勿相轻。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不但热爱中医,而且喜好经史佛老之学。他认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是何等高尚的医德,何等景仰的修为。在孙思邈所言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他视患者如至亲的接诊态度。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医学是一门救人的学问,医生是一个救人的职业,如果你不把患者视为至亲,那么你何以会竭尽全力地去进行救治而心底无私呢?其二,我们的收入来源于患者,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患者无疑堪称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衣食父母。

葛洪:让贫困低薪阶层轻松廉价地用药。晋代名医葛洪鉴于以往“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的情况,决心“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由此可见,葛洪作为一名医生是很关注贫困、低薪阶层人民的,能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不辞劳苦,编著成《肘后备急方》,里面的方药物美价廉,文字朴实易懂,从现在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本家庭用药手册。这种处处为方便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赞许。

喻昌:对患者诚心、耐心,患者才会与你交心。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因素有很多,医生为患者诊疗时诚心不足、耐心不够,而造成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有戒备甚至敌对心理的情况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患者有时在接受医生诊疗期间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和医生配合,但是明代名医喻昌认为,“然敬设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此宜委屈开导,如对君父,未可飘然自外也。”从喻昌所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对病人如果诚心,尽责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为病人服务,病人怎么可能不与你交心,不配合你工作呢?所以在自身修养方面,行医之人应该好好领会喻昌之言的深意! 

吴有性: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明朝末年,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疫病流行。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疫情猖獗,延门阖户,感染者往往相率倒毙。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身处那种情况下的吴有性认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吴氏因此系统地钻研古代医书,认为历代医书研究温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胆设想,深入观察,“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编写了《瘟疫论》,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在外感病学及传染病学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吴氏的医学成就与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区寻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奋不顾身地为患者着想的精神与举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只要自己所为有利于患者便行,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福祸而左右探求为民疗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谓: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

中国历史上名医的医德对今天医生的启示

徐大椿:名医不可为,伪医尤可憎。世人都只看到名医的光环与伟大,却很少知晓名医的难处。孰不知学医难,行医更难,做名医尤其难。这里的“难”不仅是说成为名医的过程艰难,而是如徐大椿所言:凡求治于名医者“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可见病人及患者家属对名医所寄予的希望很大,要求很高,有的病虽然迁延日久,但若经过积极救治还能转危为安,但是很多患者被一些庸医折腾过久,即便华佗再世,也束手无策!然而病家常常又不会理性看待,甚至责怨名医。徐氏以上所言便是告诫名医不可过高地看待自己,名医说到底是人而不是仙,同时也是对患者及其家属们的肺腑之言。名医如此,普通的医生更应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徐氏所言名医也讽指一些徒有虚名的“名医”,他直言道:“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命也。有杀人之实而无杀人之名。”最后医者要尊敬老师,虚心求教。我国历代名医,多数人出身于“师传”,如扁鹊拜长桑君为师,仓公(淳于意)拜公乘阳庆为师,张仲景拜张伯祖为师等等,他们尊敬老师,虚心向老师学习,终于“尽得其传”,甚至成就超过了他们的老师。金代李东垣,家赀富有,热爱医药,闻张元素有医名,乃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得其传,后来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元代朱丹溪,慕武林(杭州)罗知悌擅长医学,往返十余次,“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使罗氏深受感动,遂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后来他也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清代叶天士,虚心好学,闻某人擅长治某病,即前往拜访求教,先后共拜访名师17位,他能汲取各家之长,后来成为名家,尤其对温病学贡献最大,成为清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

话题:



0

推荐

张友平

张友平

39篇文章 6年前更新

一名医务工作者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