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众多著名医家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纵观中国古代众多著名医家，之所以在医药学的不同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从不同的方面对祖国医药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医药学体系而成为医药学大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个人经历，但都有最大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医德高尚、心存高远。

   作为医者不但要有高深的医学造诣，而且还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古代很多名医都具备这种优良的品质，这些都值得我们后世之人学习。

    首先要有钻研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明代名医徐春圃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不浅)。”纵观我国历代卓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一不是在“精”字上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们毕生勤勤恳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终于取得了学术上的辉煌成就，羸得了后世的无限景仰。例如东汉张仲景，年轻时曾从张伯祖学医，由于他勤奋好学，医术“精于伯祖”。他生当战乱频繁、疾疫流行的东汉末年，生灵涂炭，死亡载道，他的家族两百多人，不到10年，就患病死去三分之二。他目睹这种惨状，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精心研究古典医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提高，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创立“辨证论治”的纲领，成为中国医籍的经典，他被后人尊之为“医圣”。又如唐代孙思邈，幼时多病，从少年时便酷爱医学，直到白发苍苍垂暮之年，仍然手不释卷。他活了一百多岁，多次拒绝隋唐两代朝庭的聘请，长期在民间行医，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在古稀之年，撰成《千金要方》30卷。过了30年之后，年已百岁，不顾年迈，犹恐沧海遗珠，又继续旁搜博采，精益求精，撰成《千金翼方》30卷，以与《千金要方》相辅相成，二书合称《千金方》，是传世不朽的医学巨著，他被后人尊之为“药王”。又如明代李时珍，三代业医，家学渊源，博学多材，热爱医学，他曾自我介绍说：“幼多羸疾，……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他以学习为乐，读书犹如吃甘蔗饴糖一样甜，他鉴于历代本草书讹误和缺漏不少，因此下决心编写一部新的本草著作。从34岁开始，“岁历30年，书参800余家，三易其书”，终于在60岁时编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举世闻名的药学巨著，郭沫若称其为“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

    其次是对待病人，认真负责。医为仁术，济世为怀，病家延请，有求必应，治病救人，认真负责，这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医生对任何病人都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和爱护，视他们如亲人。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生还要急病人所急，有请必往。元代朱丹溪医名甚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喻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遇危重病人，要积极抢救，例如战国时名医扁鹊(秦越人)，是一位民间医生，周游列国，一日，路过虢国，遇虢太子突然发病，昏迷半日不醒，众医束手无策，虢君请扁鹊入视，扁鹊通过详细认真的检查，对虢君说：“若太子者，所谓‘尸蹶’者也，太子未死也。”乃使他的学生外施针灸、砭石，内服汤药，经过抢救，终于转危为安。中医治病，重视整体，强调辨证，医生临床，望、闻、问、切四诊必须兼施，清代喻嘉言主张“先议病，后用药”，立“与门人定议病式”，充分体现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某些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的庸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唐代名医沈应善，江西新建人，精医术，有仁心，遇有疫疾流行时，则购储药物，在其宅旁构筑一舍，收留病人，医药费和伙食费一概不收。对待病人，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因命其舍为“来安堂”。又如清代名医张明征，江西婺源人，曾供职太医院，后回籍开业，曾在途中遇一贫苦无告者患痢甚剧，视之恻然，令仆负至其家，服药调治，月余痊愈，仍给资遣其回家，临走时亦不问他的姓名和住址，时人称颂其“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若骨肉”。医术是仁术，学医的目的是为治病救人，而不是为发财致富。李东垣晚年收罗天益为徒，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即问你来学医，目的是为赚钱图利，还是为传道济世?天益答道“亦传道耳”，是为了传道济世。当即收他为徒，后来罗亦为名医。可见我国古代名医对学生的学医动机，道德品质，其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再者要心存济世，不图酬报。扶贫济困，施医赠药，也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

例如三国时名医董奉。中医又被称作“杏林”，赞誉医生的医德、医术，就可以说他“誉满杏林”。“杏林”这个词起始于东汉建安时期的董奉。

    董奉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为人治病不收费，治好后只要求病人在他的住宅周围种杏树。轻症愈后种一棵，重症愈后种五棵，不几年，竟种了十万棵。等杏树挂果，董奉并不卖，而用来换粮食，一斗换一斗。他在杏林中建草房置竹囤，兑换者自将粮食倒入竹囤，摘一斗杏而去。换的粮食则用来赈济穷人，穷人们盛赞董奉仁义。董奉居杏林，犹如后来唐玄宗在梨园排戏。“梨园”成为戏剧界代名词，“杏林”则是中医界代名词。后世“杏林春暖”，“誉满杏林”，传为医林佳话。现在，在董奉的老家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龙田村，还植有成片杏林，建有董奉草堂。除了“杏林”的典故很外，董奉还有其他神奇的故事流传下来。据传说董奉所在县的县长为官一任，调任他乡，50年后途经故地再见董奉时，发现董奉容颜一如往日。更神奇的是，董奉南游交州（今广东广西），交州刺史垂死，就是快要死了，三日不醒。董奉喂药三丸，灌水，摇其头，将药丸冲下。一会儿，手脚似动；再一会儿，脸上有了颜色；半日，能坐起；四日，能说话。这在古代就叫起死回生。在今天看来，董奉喂的应是当时的“速效救心丸”或“丹参滴丸”。

    董奉在庐山住下来，一如在老家，看病不收钱，只让种杏树。后来董奉得道升仙，妻子儿女靠杏林为生，却有老虎守护杏林。此虎亦为董奉所救，护杏林以报恩。传说此虎猎食未吐骨头，鲠在喉咙，向董奉求救。董奉胳膊套上竹筒伸进虎口取出骨头。据说后世游走乡间的郎中套在手掌上的环铃就是由董奉胳膊套竹筒演变而来，这环铃不叫“环铃”，医界称之为“虎掌”。董奉高明医术和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千秋流传，也成为我们后世的典范。 中医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医的魅力与光辉并不仅仅来源于她神奇的疗效和独特的理论体系，还有就是历代中医大家们身上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医德！医德的发展是与医术一起发展，传承至今的。纵观古今中医各家，大凡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德艺双馨之医家，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着医乃仁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卫着医道尊严！我们从以下几位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医家中便能浅析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医德内涵。

孙思邈：患者如至亲，同行勿相轻。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不但热爱中医，而且喜好经史佛老之学。他认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是何等高尚的医德，何等景仰的修为。在孙思邈所言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他视患者如至亲的接诊态度。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医学是一门救人的学问，医生是一个救人的职业，如果你不把患者视为至亲，那么你何以会竭尽全力地去进行救治而心底无私呢？其二，我们的收入来源于患者，从这个层面上理解，患者无疑堪称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衣食父母。

葛洪：让贫困低薪阶层轻松廉价地用药。晋代名医葛洪鉴于以往“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的情况，决心“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由此可见，葛洪作为一名医生是很关注贫困、低薪阶层人民的，能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不辞劳苦，编著成《肘后备急方》，里面的方药物美价廉，文字朴实易懂，从现在的角度看也不失为一本家庭用药手册。这种处处为方便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赞许。

喻昌：对患者诚心、耐心，患者才会与你交心。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因素有很多，医生为患者诊疗时诚心不足、耐心不够，而造成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有戒备甚至敌对心理的情况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患者有时在接受医生诊疗期间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和医生配合，但是明代名医喻昌认为，“然敬设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此宜委屈开导，如对君父，未可飘然自外也。”从喻昌所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对病人如果诚心，尽责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为病人服务，病人怎么可能不与你交心，不配合你工作呢？所以在自身修养方面，行医之人应该好好领会喻昌之言的深意！　

吴有性：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明朝末年，战争连绵，灾荒不断，疫病流行。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疫情猖獗，延门阖户，感染者往往相率倒毙。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身处那种情况下的吴有性认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吴氏因此系统地钻研古代医书，认为历代医书研究温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胆设想，深入观察，“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编写了《瘟疫论》，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在外感病学及传染病学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吴氏的医学成就与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区寻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奋不顾身地为患者着想的精神与举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只要自己所为有利于患者便行，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福祸而左右探求为民疗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谓：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

徐大椿：名医不可为，伪医尤可憎。世人都只看到名医的光环与伟大，却很少知晓名医的难处。孰不知学医难，行医更难，做名医尤其难。这里的“难”不仅是说成为名医的过程艰难，而是如徐大椿所言：凡求治于名医者“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可见病人及患者家属对名医所寄予的希望很大，要求很高，有的病虽然迁延日久，但若经过积极救治还能转危为安，但是很多患者被一些庸医折腾过久，即便华佗再世，也束手无策！然而病家常常又不会理性看待，甚至责怨名医。徐氏以上所言便是告诫名医不可过高地看待自己，名医说到底是人而不是仙，同时也是对患者及其家属们的肺腑之言。名医如此，普通的医生更应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徐氏所言名医也讽指一些徒有虚名的“名医”，他直言道：“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命也。有杀人之实而无杀人之名。”最后医者要尊敬老师，虚心求教。我国历代名医，多数人出身于“师传”，如扁鹊拜长桑君为师，仓公(淳于意)拜公乘阳庆为师，张仲景拜张伯祖为师等等，他们尊敬老师，虚心向老师学习，终于“尽得其传”，甚至成就超过了他们的老师。金代李东垣，家赀富有，热爱医药，闻张元素有医名，乃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得其传，后来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元代朱丹溪，慕武林(杭州)罗知悌擅长医学，往返十余次，“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使罗氏深受感动，遂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后来他也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清代叶天士，虚心好学，闻某人擅长治某病，即前往拜访求教，先后共拜访名师17位，他能汲取各家之长，后来成为名家，尤其对温病学贡献最大，成为清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